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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論述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中央關于西安事變的通電，以及力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毛澤東作報告指出：西安事變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事變發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這次事變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線更為擴大，這是事變發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現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蓋住。我們應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上，對于光明面予以發揚，對于黑暗面給以打擊。西安事變有兩個前途，勝利或失敗。我們應爭取和幫助西安方面，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奪取勝利。張聞天發言指出：這次事變的前途，一是全國抗日的發動，一是內戰的擴大。我們應確定為堅持停止內戰、全國抗日的方針。發言強調：不站在反蔣的立場，因為這一立場可以使蔣的部下對立，是不好的。我們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毛澤東作結論指出

重要論述193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電報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五項條件：（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二）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抗日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五）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這個電報，改變了十五日紅軍將領聯名發表的通電中提出的對蔣介石的處理意見，指出：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中共中央的態度和主張，得到各界愛國人士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贊同。1959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二十三章《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時，談到質量互變規律問題。他指出：量變和質變是對

重要論述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舉行會議（即瓦窯堡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中共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會議根據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新特點，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會議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在政治上的關門主義和軍事思想方面的錯誤，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完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在17日的會議上，張聞天作政治形勢與策略問題的報告，林育英作關于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報告。在討論中，圍繞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會議發生了爭論。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亡國滅種的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他還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2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軍事問題的報告。同一天，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

重要論述1943年12月16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鄧小平。電報分析目前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時局的影響，指出：太平洋戰爭兩年，中日戰爭六年余，日本實力仍相當強大，且據太平洋之險，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國民黨機構腐化，特務橫行，在長期戰略相持階段中，力量未見增長，反而減弱。開羅會議打擊了日本誘降（但未最后放棄），堵塞了蔣介石尋求妥協之門，給與澎湖、臺灣、滿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進攻之禍。德黑蘭會議肯定開辟歐陸第二戰場，與蔣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違背。故蔣此次由開羅飛返重慶，不及前次廢約之大吹大擂、興高采烈了。時局于抗日、革命是極為有利的，但困難仍在增加（如開羅會議可能促使日本財閥間、軍閥間各派別之矛盾減少，而較前更妥協團結，堅持持久戰爭等），特別處于敵后之華北須有充分準備，再堅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蘭、開羅會議及蘇聯不斷勝利下，引起輕敵，放松長期準備。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務院副總理兼

重要論述1936年12月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十五位紅軍將領發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反對親日派借機“討伐”張、楊，發動大規模內戰。該電重申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的主張，要求南京國民黨當局“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這篇文電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第二次參議會上作題為《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的演說。演說提出全國人民的總任務是：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大聲疾呼，要求國民黨當局改變現行政策，迅速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解放區的任務有十五項，主要是：鞏固和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整訓和擴大正規軍、游擊隊、自衛軍和民兵，加強軍隊的內部團結，進一步改善軍民關系；加強民族統一戰線，認真執行“三三制”政策；深入開展減租運動；普遍開展大規